“农民工是弱势群体，文化程度不高，经济拮据，过高的维权成本让他们的维权之路走得非常艰难。”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平说。

　　黄乐平算过一笔账，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在一般情况下，工伤处理的程序可以达到10项。依据目前的法律规定与工伤处理实务的操作情况，正常走完全部法律程序的时长可以达到1149天。如果用人单位在时效期结束前提起仲裁申请，则上述一般工伤处理程序可能为1514天。

　　为了帮助受工伤的农民工维护自己的权益，身为律师的黄乐平组建了非营利机构——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义联），帮助劳动者维权。除了处理个体工伤案件外，义联也承担了职业病集体维权的案件，得到了政府和人民的信任。

　　义联成立的十年见证了我国职业健康的发展，黄乐平说，近五年，职业健康的发展成效显著。从制度的完善，到社会组织的努力，再到劳动者和企业意识的增强，我国的职业健康发展走过了不平凡的五年。

　　制度完善

　　维权路越走越顺

　　2011年7月1日，《社会保险法》正式施行，其中一项重大的突破是建立了先行支付制度。

　　“在工伤保险的法律关系中，职工是权利主体，企业是义务主体，政府是责任主体。不能因为企业不尽参保缴费的义务，政府没尽到监督处罚的责任，就让职工的权利受到影响。”阐述先行支付制度建立的必要性时，黄乐平说，他的观点得到了立法机构的肯定。从此，未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受了工伤后，用人单位如果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工伤保险基金会会对工伤职工进行先行支付，然后再由基金会向违法用人单位追缴。

　　“制度建立了，相关政策也出台了，怎么落地是关键。”黄乐平说，他和他的团队通过调研、媒体传播、公益诉讼等行动调查政策落地的进展情况，同时推动政策落地。

　　“去年这项工作告一段落，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先行支付制度在全国都落地了。”黄乐平高兴地说。

　　黄乐平是职业健康发展的见证者，也是推动者。职业病目录的修改、《职业病防治法》的修订，黄乐平作为法律界人士都参与其中。

　　过去的“开胸验肺”和“穿刺验肺”的搏命式维权让人心酸，还有大量的职业病患者或者不知道自己患上了职业病，或者因对维权的艰难心生畏惧而干脆放弃。

　　如今，制度的完善让这位打工伤维权官司的律师手上的工伤案件渐渐变少了。“签了劳动合同来打工伤官司的工人越来越少，都去进行工伤认定了，企业和政府都是支持的。”黄乐平说，“过去那种维权者看不到曙光，在绝望中去世的情况很难见到了，维权的路越走越顺。”

　　组织发展

　　告别孤军奋战

　　“社会组织往往是一个领域内发展最慢的层面，如果社会组织发展起来了，就说明这个领域的事业真正蓬勃发展了。”黄乐平说，早些年，义联基本上是在孤军奋战，而现在从事职业健康的社会组织越来越多。

　　据黄乐平介绍，这些年来广东出现的关注职业健康、服务于工伤职业病群体的社会组织不只一家。浙江、重庆也陆续出现这类组织。

　　不仅社会组织的数量在增加，他们的工作也不再止步于法律援助，而是向更深层的问题探究。

　　近两年，义联开始探索如何从源头切断职业病。他们从工伤预防措施入手，增强劳动者和管理者的安全意识。

　　“我们借鉴了美国、德国包括台湾的经验，尝试用新的教学方法，与培训对象进行互动式的交流，并利用多媒体等手段，增强管理者和劳动者的安全意识。”黄乐平说。

　　义联的工伤预防课题是从建筑领域入手的。先期调研后，他们发现目前这类培训教材大多是说教式的，工人接受度低。于是，义联参考外文资料，借鉴国外的写作方法，以国内相关行业的标准作业规定和流程为主要内容，编写了教材，又请专业团队做了视频版的教材。带着这套教材，义联开始了试点培训，以互动式、参与式、启发式的教学方法调动工人参与安全培训的积极性。

　　“作为社会组织，我们的灵活度很高，我们先试先行，希望能推动职业健康事业的发展。”黄乐平说。

　　意识增强

　　维权者数量下降

　　“这些年劳动者职业健康意识的增强是有目共睹的，一个小例子就能说明问题。”黄乐平说，安全作业要戴安全帽这件事过去要和工人反复强调，现在基本所有工人都知道要戴安全帽，也基本能做到，现在连家庭装修的工人都知道要戴口罩了。

　　“我们还常能接到咨询中暑问题的电话。中暑算职业病，但过去哪有人重视啊。”黄乐平说，现在通过媒体的宣传，企业和劳动者都越来越重视职业病。

　　“外卖员重视中暑问题，非公企业的高温津贴发放也比以前落实得好了，个体和企业的职业健康意识都在增强。”黄乐平说。

　　近几年，由于企业和劳动者的重视，工伤预防做得越来越好，维权者数量自然就下降了。另外，现在的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意识越来越强，再加上制度的完善，职业健康权益更有保障了，依法维权的道路也更为通畅了。

　　机遇与挑战

　　工伤预防仍待探索

　　“我们是非营利机构，经费主要靠‘化缘’。最近出台的《工伤预防费暂行办法》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机遇。”黄乐平说，“国家重视工伤预防工作，划拨经费，我们就会有稳定的经费来源。从这个角度讲，这个办法的出台会推动职业健康社会组织快速发展和研究项目遍地开花。”

　　“社会保障能力和政府处理能力提升了，劳方和资方的职业健康意识在增强，职业健康状况将继续好转。”谈到未来，黄乐平充满期待。

　　2016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建立完善职业病防治体系，将职业病防治纳入各级政府民生工程及安全生产工作考核体系，制定职业病防治中长期规划，实施职业健康促进计划。“这些都是职业健康事业发展强有力的支撑。”黄乐平说。

　　但是，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更多难啃的硬骨头暴露出来。对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维权难度仍然很大，而常见的建筑工地转包行为造成了劳动关系的不确定，更增加了维权难度。此外，工伤预防等问题也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这五年，成绩固然可喜，但还有很多事情必须做。”黄乐平说，因职业病导致生活困难的人群依然存在，对此，法律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亟待解决。要为这个群体提供救助，就要从根本上解决制度顽疾，“希望下个五年在这方面能有更大突破”。